1989年秋季的一个雨天，王保春辛勤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了归途。到家稍作休憩，正准备用餐，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搁下碗筷，接起电话，对方的话语让他放下电话，不禁自言自语：“这怎么可能？”妻子见状，急切地询问发生了何事。王保春简单述说了几句，妻子听后焦急地说：“那你和文耀赶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恰在进餐之际，保春风风火火地闯入，语气紧迫地说道：“快听，陈老先生不幸离世了……”文耀闻言，顿时一愣，迫不及待地询问具体逝世时间。保春回应道：“是公安局的萧警官刚刚电话告知的。不幸的是，晓农今日上午前往石家庄探望其母亲，家中唯有兰华一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是让人始料未及，就在上周我们探访他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算良好。你快些用餐吧，用完餐后，我们便立刻前往。”文耀果断地回答：“那我就不吃了，我们走吧。”
陈伯达突然去世
我们并肩骑行，紧锣密鼓地赶路，于七点半抵达了陈的住所。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陈的儿媳兰华以及她的孩子。兰华将孩子安置到另一间屋内，随后泪水涟涟，向我们讲述了老人家不幸离世的消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昨夜秋雨绵绵，翌日清晨气温骤降。晓农在离开前，曾多次前往陈家探望，意图与之告别，但每次看到陈安睡梦中，便不忍心打扰，遂将新购置的羊毛裤置于床前椅上，然后悄然离去。陈醒来后连呼寒冷，询问晓农是否已离开。兰华答道：“他已走，他曾多次进您屋内，见您沉睡，便未惊扰。”午餐时分，陈在过道用餐，兰华与孩子则在设有电视的房间用餐。忽闻过道传来盘碗碰撞声，随后是一声重响。兰华急忙赶至，只见陈倚靠在椅子上，头歪向墙壁，口中吐出食物，脸色与嘴唇均呈紫色。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呼唤，并示意孩子去叫对门的老萧。老萧迅速赶到，为陈送入救心丸，并紧急联系社区卫生站的医生，同时拨打电话给朝阳医院的专家，并通知了陈所在的北京市文史馆。之后，他又拨通了远在石家庄的晓农的长途电话。
当卫生站的大夫抵达现场，发现老人尚存微弱的脉搏，便正要为其注射葡萄糖。此时，朝阳医院的陈大夫与徐大夫也匆匆赶到。陈大夫迅速为老人测量血压，却惊讶地发现血压已经降至零。他再仔细检查老人的瞳孔，发现瞳孔已经扩散。陈大夫黯然宣告，老人已经无救，家属应开始筹备后事。
兰华回忆道，那一刻，她悲痛欲绝，声泪俱下，不知所措。在场的朝阳医院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以及住地派出所所长等同仁，经过共同商议，决定先将老人送至朝阳医院太平间，待晓农归来后再商讨后续事宜。众人不顾淅沥沥的雨丝，小心翼翼地将陈老的遗体从楼上抬下，安置上车。
聆听完兰华的叙述后，我们便前往与陈宅相邻的公安局，拜访了萧键同志。他在那里向我们详细描述了抢救陈的过程，其内容与兰华所述如出一辙。当晚8点15分，我们便告别了陈宅，离开了那里。
告知领导陈伯达去世情况。
鉴于起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受中央委托，安排我们与陈伯达取得联系，如今陈伯达先生已不幸仙逝，我们认为有必要及时将这一情况告知相关领导。于是，我们二人即刻骑上自行车，直赴领导同志的住所。
抵达领导同志的府上时，夜幕已降临至九时，他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着电视。看到我们这么晚还来，他显得有些惊讶。在得知陈先生离世的消息后，他沉默了许久。稍作停顿后，他缓缓地询问我们：“陈伯达先生今年多少岁了？”
我们答：85岁了。
他问：出院时间？
今年春天建了医院。
他提问道：自84年以来我们失去联系至今，他应该还留下了些文字作品吧？
我们提及：或许笔下有所着墨，实则并非出自己手。几篇稿件自公安局辗转而来，究竟撰写了何内容，实难得知。
他话题转换道：“请转告晓农，处理完后续事宜后，无需提出额外要求，应遵循组织的指示。至于骨灰是安放在惠安（陈的故乡位于福建惠安）还是其他地方，请家属考虑。务必通知到所有家属。刘叔和晓农已经正式离婚了吗？晓农有两个孩子了吗？”
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结束婚姻后，亲自起草了离婚协议书。这份文件当时曾呈送至杨得志同志审阅，并递交给了周总理。然而，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和效力究竟如何，尚存疑问。刘叔宴生育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小弟在陈伯达政治生涯遭遇低谷时，与保姆一同被安置于卫戍区长达三年之久，期间深受惊吓，自此之后便不敢再与陈伯达取得联系。
陈伯达出席特别法庭。
领导问及陈的经济情况。
陈刑满释放后，每月的生活津贴为250元。自1958年起，陈先生的稿酬均无私捐赠给了科学院图书馆。至于1958年之前的稿酬，除去用于购买书籍的部分，尚余两万余元。据晓农所述，这笔稿酬及累积的利息已于1985年退还。这笔资金连同利息，最终分给了刘、陈及其子女，然而小弟却放弃了这笔钱，将它转赠给了晓农。晓农的工资并不丰厚，而为了照料陈先生，兰华曾离职并停发薪水数年，生活相对拮据。稿费的退还多少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尽管如此，陈先生仍保持着购买书籍的习惯，频繁地向晓农索要书籍，导致部分资金被消耗。
领导同志询问：陈伯达是否整理了一些个人的著作？
我们指出：自1971年遭受抄家以来，他原先的书籍以及他本人的作品，至今未曾得到归还，数量寥寥无几。
领导表示，他在延安时期所著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以及《中国四大家族》等作品，不知目前是否尚存。此外，他对《论谭嗣同》一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曾言，他长久以来便渴望拥有这几本书籍，然而，原先的书籍尚未归还，而市面上亦难觅踪迹，加之一般图书馆亦不允许外借。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求助于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图书馆，为他借得数本。这些书籍系在批陈整风时期编纂，印刷于1974年，名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动言论集》，汇集了他解放前在全国各地的著作，共计二十余册，专为批判之用。我们仅借出了其中寥寥数册。陈先生在翻阅目录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他感慨道，自己竟难以搜集如此完备的资料。
领导表示：无论是延安所写，还是白区之作，均不能称之为反动言论。
谈了约一小时，即离。
丧事的筹办
自9月20日陈伯达先生驾鹤西去，气候转寒，连绵阴雨。陈晓农告知，文史馆（陈伯达先生服刑期满后，其人事关系由公安局移交至北京市文史馆）指示，需在国庆节前举行火化仪式。为此，决定于9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将从简，现场不设横幅，以陈健相的名字举办，并安排了一辆面包车作为交通工具。文史馆指派了一人负责此事，但晓农在寻找该人商讨具体安排时，未能如愿。时间紧迫，晓农与其妹妹面对筹备事宜一筹莫展。在此紧急关头，我们决定与晓农共同商讨如何妥善办理其父亲的丧事。
25日，在保春先生的家中，数位同仁遵循文史馆向晓农先生的指示，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并作出了决定：
1、已口头通知曾与陈先生在工作中有过接触的几位同事，并征询他们是否愿意自愿参与。
2、备遗像照。
3、为老人挑选一件外衣，不妨从旧衣物中选取一件相对较新的中山装。
4、在送花圈及挽联上，署名需遵循文史馆的规定，使用陈先生年轻时所用的名字——陈健相。
商议后，立即分工准备。
保春承担了通知附近同志陈同志不幸离世的消息的重任，并向他们告知了遗体告别仪式的具体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生前并不喜欢拍照，因此，1971年的抄家事件后，他旧有的照片并未被归还。而新家中又没有留存照片，晓农便在我们两人的家中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一张可用的照片。无奈之下，王文耀摄影技艺高超的儿子王东升采取了技术手段，从现有的合影中裁剪并放大了一张照片。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的老工人贺万钧和曹永和的协助下，文耀及其爱人郝志敏迅速拼凑并修复了一个旧相框，随即赶至陈家，帮助晓农安装遗像，并协助处理其他事宜。直至晚上10点左右，他们才返回家中。
遗体告别
9月28日的清晨，文耀、志敏与露菲作为第一批抵达八宝山的宾客，顺利找到了位于殡仪馆西侧旁门内的指定告别室。该室位居编号之首，空间宽敞，大致相当于一间教室。彼时，前方正进行着一场告别仪式，待其结束后，我们便着手布置场地。与此同时，北京市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也相继抵达。
陈的遗体在晓农一家和王东升的护送下，被送至化妆室，随即加入了排队等候化妆的行列。中新社的耿军与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因前方排队者众多而略显焦急，遂轻声向化妆师提及陈的名字。化妆师未发一言，便立刻开始认真细致地为陈的面部进行修饰。在修饰过程中，因枕头过低而影响操作，现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立刻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背心，将其垫在陈的头下，以便于化妆工作的进行。
经过对遗体的细致处理，耿军与陈钢携手协助晓农，于院落中寻觅到了两块恰当的砖石，用以垫在陈的头部下方，并换去了姚老那件保暖的棉背心。
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父亲，请安息”。遗像上方的横幅之位空悬，从室外望去，不知是为哪位故人送行。
随着室内氛围的庄重氛围逐渐消散，众人眼中泪光闪烁，低声抽泣。兰华，这位多年来悉心照料老人的儿媳，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顿时，整个空间弥漫起一片悲戚的哭声。
陈伯达（居中）
满头白发的史立德同志，以及拄着拐杖前来的张楠、王拓等昔日“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们，步履蹒跚地走在队伍前列。他们向陈的遗体告别，随后走到花圈前，与陈的家属晓农、岭梅、兰华以及陈的孙子们握手，以表达深深的慰问之情。洪禹、姚黎民、马关、史凤歧等在抗日战争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前辈，露菲同志以及我们两位，还有李景如、郝志敏等十数位与陈有过接触的同志，以及北京市文史馆的同仁们，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和朝阳医院的大夫们，也都一一缓步经过陈的遗体，向陈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在参加告别仪式的人群中，不乏与我们素未谋面者。其中，走在队伍最前方的是史立德同志。他似乎是从天外传来消息，自发前来，并在签名簿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直到2000年他离世，我们方从当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吕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得知，史立德同志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曾担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并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洪禹同志原本计划与爱人叶茵一同出席，然而因叶茵病情严重，他不得不独自前来。他向晓农讲述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自己被误认为是特务而遭受审查的经过。正是在陈伯达的帮助下，他的申诉信得以转呈毛泽东，并促使毛主席亲自回信，这才使得他和众多受审查者得以洗清冤屈。这封珍贵的回信已被收录进《毛泽东书信选集》。洪禹同志郑重地代表叶茵在留名册上签下了名字。洪禹同志于1998年6月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国改革报》发表了悼念他的文章。
远方尚有三位资深同志，闻悉陈伯达不幸离世的消息，特地拨通了长途电话。他们委托相识的同志代为在名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向陈晓农先生发送了唁电以示哀悼。
在告别仪式结束后，陈先生的遗体，在子女及曾与他亲密共事的工作人员们的护送下，缓缓步出告别厅，直至抵达火化炉前，那里已有众多家属排队等候进行火化。
仪式落幕之际，我们与协助处理此事的同志交谈，谈及陈伯达。他言：“医生询问我对其看法，我回应道：‘在我看来，陈伯达有其功绩亦有其过失，若功过分明，他亦曾作出诸多贡献。’”随后，他轻声对我们耳语：“医生私下告诉我，陈老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情感。”
在告别仪式上，姚黎民同志亲自携带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刻。他含泪将陈送至火化炉前，随后长叹一声，向我们感慨道：“一切都结束了！他可是我国的文化巨匠啊！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正是他！如今，正值建国四十周年之际，他却离我们而去了。”
陈伯达先生离世的消息传出后，美国之音以及英国BBC电台随即进行了报道。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究竟从何渠道获取了这一信息。
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刊载了一则消息：陈伯达因病离世。据新华社9月30日北京电，本社记者从相关渠道得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于9月20日在其住所不幸去世。85岁的陈伯达已于去年十月完成了刑期。
数日后，陈晓农与张兰华，在王东升的陪同之下，前往殡仪馆取回了陈伯达的骨灰，并将其安置于八宝山附近一处专为普通民众提供骨灰存放服务的老山骨灰堂。鉴于老山骨灰堂的规定，存放期限不得超过三年，于是1991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携回福建惠安的故里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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